有意思的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在日本桌子上摆满鱼肉，并不算“体面”，真正体面的人，是那种碗里只有青菜、豆腐和米饭的贵族。肉吃得多的人，反而常常被视作粗鄙、下层。表面看，这是饮食习惯怪异的一面，往深处一挖，却牵扯出佛教、权力、生产力和阶级分层纠缠在一起的一整套历史逻辑。
说到日本古代的素食传统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“佛教不杀生”。但单靠一句“不杀生”，怎么可能管住整整一个国家上千年的餐桌？谁能吃肉、谁不能吃肉，谁必须清汤寡水、谁可以山珍海味，其实早被写进了权力规则里。
下面不按年份流水账，而是从几个关键层面，拆开看这套“奇怪风俗”是怎么一步步被塑造出来的，又是怎样在战乱与和平之间被改写、被继承的。
一、佛教戒肉，怎么变成“统治工具”
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回到6世纪的日本，就会发现，当时的“禁肉”最初并不是出于什么全民道德觉醒，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。
日本早期的大族中，物部氏坚持神道传统，重视本土祭祀；苏我氏则拥护从朝鲜半岛、中国传来的佛教。587年，苏我氏在与物部氏的权力争夺中获胜，佛教派站稳脚跟，随之而来的，是一整套带着外来色彩的礼仪和禁忌，被刻意抬上了政治舞台。
大约在625年前后，在苏我氏影响下，倭王颁布了禁食肉的诏令，规定牛、马、犬、猴、鸡等不得食用，范围覆盖全国。这样的禁令后来被反复重申，说明执行并不容易，但它的意义绝不是简单的“别吃肉”四个字。
对统治者来说，把佛教戒杀写进国家法令，有几个用处：
一是树立“文明形象”。相较于部落时代随意屠宰牲畜、祭祀求福的习惯，推行佛教式的禁杀，是在表明这个政权更“先进”、更讲礼仪，有助于在对外交流时摆出一副与中原王朝接轨的面目。
二是划出等级边界。肉本来就稀缺，如果再用禁令加以限制，那么“能吃什么、不能吃什么”就一下子变成身份标志。高层贵族只要在宴席上刻意保持清淡素菜，就等于在给下层人“上课”：你们爱吃野味，那是因为站得不够高。
三是借助宗教约束人心。佛教戒杀本质上是对暴力行为加上一个精神枷锁，统治者在大体不损害生产的前提下，把一部分杀戮行为纳入“不吉”甚至“有罪”的范围，既塑造道德秩序，又方便以“违背佛法”为由整肃不听话的地方势力。
不得不说，禁肉令从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味。表面是佛教教义，背后却是权力重心更替后的文化重建。
当时的一些贵族在寺院中听高僧讲经，很可能会有类似的对话：
“大人，佛经有云，不杀生者，得福报。”
“那战场上的杀伐又该如何解释？”
“为国、为君者，业由众生共担。日常节戒口腹，亦是积德。”
这样一套说辞，既给统治者留了活路，又把日常吃不吃肉，抬到了“修行”和“福报”的高度。
二、平安贵族的素食，不只是“清心寡欲”
几百年后，到了平安时代，日本贵族的餐桌，已经看不出太多“刀耕火种”的影子，倒更接近一种以清淡为美的审美选择。
平安京（今京都）作为朝廷中心，自8世纪末开始吸收了大量来自唐朝、六朝以来的制度与文化。律令体制、礼法规章、贵族生活方式，都多少带着当时中原士族风气的影子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嵯峨天皇在9世纪再次重申食肉禁令，强调禁食牛马等陆生动物，以示朝廷崇佛守礼。
有趣的是，关注平安贵族的饮食，光看法令还不够，还得看他们的文学作品。《源氏物语》中屡屡出现宴饮场景，但主要描写的，却是酒、水果、点心、蔬菜和鱼类，极少出现大块红肉。那种“春夜樱花下，小几上几碟清淡菜肴，加上一壶酒”的画面，成了贵族生活的美学模板。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素食不再只是宗教戒律，而是一种身份象征。
吃得简单，不代表穷。相反，对平安贵族来说，一桌菜如果过分油腻、肉味过重，反而会显得粗俗。菜色不过数样，摆盘讲究，器具精致，搭配诗歌、香道、音乐，这才符合他们自认的“雅”。
有人曾这样总结当时的风气：“公家之人，食不在丰，贵在其礼。”也就是说，吃多少不是重点，怎么吃才重要。
可以想象，当时某位中级贵族宴请同僚，主人低声提醒仆人：
“今日菜色，不要太荤腻。”
“可刚进了一批野味，十分鲜美。”
“留给府中武士吃。上桌的，只要鱼和蔬菜。”
这几句看似闲话，背后是分工与等级：出身武士、负责打仗的人可以吃些野味补充体力；真正坐在前排、出入朝堂的“公家”，则要用清淡的饮食维护那种“与凡俗不同”的形象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佛教寺院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，更是文化中心，大量典籍、礼仪、饮膳习惯，都透过僧侣传播给贵族。僧人禁食肉类的规矩，使得以素斋款待贵族成为一种常态，反过来又巩固了贵族阶层对“素”与“雅”的联想。
三、平民为什么“敢吃肉”？看物质基础
一边是公家贵族的素食美学，另一边，普通百姓的饭碗里是什么？如果不顾历史条件，只看现在的印象，很容易误会。
日本列岛多山，平原有限，适合大规模放牧的草场本就不多，加上早期缺乏系统化的阉割、育种技术，要想像欧亚大陆那样形成庞大的牛羊群，从条件上就够呛。这种天然的限制，使得家畜更多承担农耕和运输功能，而不是专门用来吃。
在这种前提下，贵族把牛马等写进禁肉令，对于保住生产力其实是有利的。问题是，官方禁止的，大多是农耕用的大型牲畜，而不是山野间的鹿、野猪等。对平民而言，一旦有机会打到一只野猪，或者捕到一只山鸟，很难不拿来改善口粮。
从史料中的零星记载能看出，民间时常有猎获野味后秘密分食的情况。对他们来说，吃一点肉并不是什么“犯戒”，而是对长期粗粮饮食的自然补充。反倒是那种天天吃白米饭、蔬菜和少量鱼类的贵族生活，多数农民连想都不敢想。
在这里，就出现了一个颇为吊诡的局面：
禁肉令在纸面上是“全国一体”的法令，实际执行时，却形成了一种奇怪分流：最讲究身份、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人，主动以素食为荣；生产力最薄弱、营养最匮乏的底层，只能在规则缝隙里偷偷“吃点肉”。
换句话说，肉在古代日本的象征意义，并不是简单的“富贵象征”。在某些时期，肉更多像是一种“不得不吃”的生存手段，反而被塑造成与粗糙、野蛮、远离礼制相联系的东西。
四、武士上桌：从“吃野味”到学会“端着”
事情在战国时代开始出现转折。15至16世纪，日本进入长期动荡期，地方大名、武士集团不断混战，原本掌握朝政的公家贵族逐渐被边缘化。握兵权的人，开始掌握国家。
武士阶层的早期饮食习惯，与平安贵族完全不同。长期行军打仗，需要高热量、高蛋白，方便携带、易于保存的食物更受欢迎：干粮、味噌、米饭、腌制品，再加上行军途中猎获的野味，这才是典型战阵口粮。
关于织田信长有一个流传较广的细节：在某次紧张军务前后，他只是匆匆吃了一碗茶泡饭，配一点菜，就披甲出征。这一细节的真实性难以完全核实，但却很贴合武士的饮食风格——不追求繁复礼仪，讲究快捷、实用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战国后期一批武将掌握了全国局势，他们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：既是武士，又要扮演“新贵族”。饮食也就不可避免地朝平安贵族那套“端着”的方向靠拢。
以上杉谦信为例，他一生信奉佛教，对酒与肉都相当节制，平日以米饭和鱼类为主，形象多与“清廉”“克己”挂钩。对武士阶层来说，这种形象既符合佛教的戒律，又有利于在政治上塑造“有德之君”的姿态。
等到丰臣秀吉逐步统一日本，武士饮食中的矛盾就更为突出。一方面，战事频繁，军队依旧离不开实用主义，一锅煮的简单食物最能解决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大名聚会、朝见场合，则必须摆出一套足够“雅”的宴饮程序。
关于秀吉与河豚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。16世纪末，河豚在西日本沿海一带已经被人尝试食用，其肉味鲜美，但毒性强，稍有不慎便可能致命。传说秀吉在听说属下吃河豚中毒身亡后，下令禁止武士擅自食用这种鱼。一部分史料提到禁令的针对性，更多集中在军中，不仅出于对生命安全的担忧，也有维护军纪的考虑。
有一段对话，很能体现这种心态：
“殿下，河豚虽美，奈何风险极大。”
“战死沙场尚且不惧，岂能怕一尾河鱼？”
“战死为国，食毒自损，军心不稳，非一事也。”
“那便禁之，谁敢违令，军法处置。”
在这里，禁食河豚已经完全超出佛教戒杀的范围，而是变成了对军队纪律的管理工具。饮食与政治再一次纠缠在一起。
与此同时，武士家族的日常饮食开始有所分化。平时在府邸中，他们会有意识采用较为清淡、贴近佛教素斋的菜式，以示克己、勤俭；战时却毫不犹豫地用烤肉、汤锅增加热量。这种“双重标准”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武士阶层从“纯粹战士”向“武装官僚”转变的过程。
五、江户幕府：节制饮食与社会控制
1603年，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，日本进入相对长期稳定的江户时代。战乱减少、人口增加、城市扩大，粮食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。如何在有限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，同时维持社会秩序，成了德川政权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。
这一时期，幕府在饮食方面的政策与家规，既反映出“节制”的儒家式价值观，也明确带有经济考量。传说家康本人饮食极为克制，多以蔬菜、豆类、鱼类为主，对过度油腻的肉食心存戒备。无论传闻是否被后人美化，有一点可以确定：江户幕府提倡节俭生活，是有明确政治目的的。
幕府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民间食肉，但对牛马等役畜的屠宰保持严格限制，一方面是出于对生产力的保护，另一方面也借此维持一种“礼制上的清白”。在将军家族的规矩中，过度奢侈的饮食常被视作“败家之源”，甚至与政权衰落联系在一起。
江户平民的食物结构，大体可以用“米少、杂粮多、鱼类适量”来概括。大米在相当长时间里被视为贡纳与租税的核心，百姓真正吃到嘴里的，常常是混着麦、杂豆的饭。沿海地区的居民，依靠渔业可以多吃一些鱼类；内陆农民，则更多依靠蔬菜、豆类来补充营养。
肉类并非完全绝迹。一些地方悄然出现了以马肉、鹿肉为主的“樱肉”料理，但在相当长时期内，这类食物多在灰色地带流通。吃这种肉的人，既有地方下级武士，也有稍有积蓄的平民。它既不是光明正大摆上台面的宴席主角，也绝谈不上什么身份象征。
有一则江户市井对话，反映出当时的微妙心态：
“听说你昨晚去那家店吃樱肉？”
“哪敢乱说，官府若知，还以为我不敬畜力。”
“味道如何？”
“说不上惊世骇俗，不过换换口味罢了。”
这种“敢吃，不敢说”的状态，恰好说明了肉食在当时的暧昧位置：民间需要它，政策又不愿公开承认它的合理性。
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江户幕府通过控制粮食及肉类供应，实际上在掌控社会的基本节奏。谁能吃上多少米，谁有资格在宴席上摆出多少道菜，背后都写着身份标签。这时候，“素食”已经不再单纯等于“贫穷”或“清苦”，而是被纳入了一套复杂的社会秩序之中。
六、“贵族吃素，平民吃肉”的反差背后
把这些片段拼起来，会发现一个颇具反差感的图景：
在自苏我氏确立佛教影响、到平安、战国、江户这一长段历史里，食素与食肉从来不是简单的“信仰与欲望”的对立，而是被反复用于区分阶级、维护秩序、应对生产力限制的一种手段。
在权力中心，素食常常被用来构建一种“清净”“高雅”的表象。无论是平安贵族还是江户幕府高层，都习惯于把简朴饮食包装为“德行”“节制”的体现。即便武士阶层掌权后，也会在公开场合努力向这一形象靠拢。
在底层社会，肉食则更多与生存需求绑定。平民、地方武士、行军士兵，该吃肉的时候还是要吃，狩猎所得、偶然的家畜屠宰，都是对长期营养不足的一种补充。只是这种行为不得张扬，也难以被写进“体面”的历史叙述中。
某种意义上，“古代日本平民才吃肉，贵族反而以素食为荣”的现象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怪谈，而是一个被宗教观念、政治权力和物质条件共同塑造出来的结果。
佛教提供了“不杀生”的理论框架，让禁肉令有了道德光环；统治者利用这一光环巩固权威、拉开等级差距；生产力的局限，又在现实中不断提醒人们：大规模肉食其实难以承受。三者叠加，便形成了这种看似矛盾、却又持续了上千年的饮食结构。
战国武士在血战前喝下一碗粗茶泡饭，平安贵族在屏风和香炉间细嚼蔬菜和鱼肉，江户平民在板屋里悄悄尝一口樱肉，这些零散的画面拼起来，就是一部被“吃什么”深深刻下印记的日本社会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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